1月15日，山西博物院院长王晓毅接受采访时说：“展览的诞生，源于一次田野中的灵感闪现。”2023年底，王晓毅在宁夏贺兰山下的苏峪口西夏瓷窑址考察时，看到出土白瓷中杂糅的多民族文化因素，便产生联想——以“白瓷”为棱镜，透视一段更为恢弘的历史图景。这一构想，在与专家深入论证后落地生根，经过精心筹备，终以“北白”为名，呈现在世人面前。

  “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打破了瓷器展览或聚焦精品珍赏、或局限于单一窑口的传统模式，开创性地以器物阐释“民族融合”这一宏大理论命题，让静默的文物开口诉说一段段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往事。

  展览叙事纵横交织，却脉络清晰。一条纵向的时间轴线，牵引观众漫步于北朝晚期白瓷初萌、隋唐成熟发展、宋辽夏金“百花齐放”直至元代流变的历程；一条横向的地理轴线，则串联起从中原到边疆、从河北定窑到宁夏苏峪口窑、从山西河津窑到霍州窑的广阔空间。

  展览项目负责人、山西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赵凡奇表示，这种设计，既有宏大的历史框架，又满足了观众对特定地域，尤其是三晋本土窑业瑰宝的探知欲。而支撑起这庞大叙事的学术基石，正是近十年来一系列考古发现：河北张家口金太子城遗址出土的“尚食局”款定瓷等器物，对于研究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宁夏苏峪口瓷窑址实证了西夏官窑的存在，其融合南北技术的特征，更是民族融合的绝佳注脚。

  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国14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白瓷珍品，其中50余件藏品来自山西博物院。山西白瓷生产可追溯至隋末唐初，至宋金时期，介休窑、河津窑、霍州窑等竞相争艳，形成了繁盛的局面。

  在赵凡奇看来，三晋大地的瓷业基因在于三重独特优势：瓷土与煤矿伴生的资源禀赋，为制瓷提供了充足原料与燃料；毗邻邢窑、定窑、井陉窑、磁州窑等名窑的区位条件，促进了技术交流与借鉴；山西匠人以特有的务实与创新精神，贡献了关键的技术革新。例如，介休窑创造的“三支钉”支烧法，在霍州窑演变为“五支钉”，极大地提升了产量与美观度。科学检测表明，部分介休窑、河津窑白瓷的“白度”甚至超越了当时公认的标杆——定窑与邢窑，这背后是对原料、釉料与窑火温度的极致掌控。

  近年来，山西本土的考古不断突破，如2016年发现的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填补了山西地区古代瓷器的空白，明确了“白瓷八角形枕”等重要器物的产地。2023年霍州陈村瓷窑址的发掘，则具有颠覆性意义。它证实霍州窑的烧造始于北宋晚期，并历经元、明、清延续不断，尤其揭示了在北方白瓷整体趋于衰落的元代，以霍州窑为代表的山西窑场却异军突起，达到了工艺与艺术的又一巅峰。正是基于这一发现，展览特设“寰宇霍器”作为压轴单元，展示“通体透白、几无瑕疵”的精品，这些器物当年远销各地，见证了山西瓷业强大的市场生命力。

  漫步展厅，观众能与诸多“融合”的器物不期而遇。出土于太原的介休窑镂空白瓷熏炉，蛋形炉体与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刻，展现了中原雅致的生活美学；而一侧的皮囊壶、高足杯，造型则明显源于游牧民族马背上的生活所需；即便是玉壶春瓶这样的汉族经典器形，在元代也融入了蒙古族金属器的造型风格。

  从贺兰山麓到汾河之滨，从宫廷深院到市井民间，一抹白色，跨越族群与地域的界限，成为共同接纳的审美与实用载体。山西博物院“北白”特展，将这抹白色提取出来，让这些具体而微的“小器物”讲述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