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 张远雄 

摘要：当前我国婚恋纠纷发生频次持续走高，婚恋关系经受多元社会因素冲击，衍生出诸多潜在社会风险。婚恋纠纷成因复杂，矛盾冲突极易升级，给司法处置与社会风险治理带来现实挑战。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群众精神需求提升、青年婚恋观念转变、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共同重塑当代婚恋状态。婚恋纠纷不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矛盾，还与刑事案件、未成年人偏差行为紧密关联。本文从婚恋纠纷的研究价值、基本特征出发，剖析婚恋关系诱发社会风险的多重路径，梳理当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现实困境，从司法回访、舆论引导、多元调解等维度提出完善对策，以期降低婚恋纠纷向公共危机转化的概率，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婚恋纠纷；社会风险；风险防范；多元纠纷化解；婚姻家庭

引言

婚姻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的重构，会重塑个体身份、家庭结构与法律权利义务。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婚姻状态的波动如同蝴蝶效应，能够由个体家庭向外传导，演变为个体生存困境，扰动社会运行秩序，加重社会治理负担。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建设应当把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婚恋纠纷的风险防范化解正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人类需要通过制度性的预防举措，预判并应对自身行为带来的各类非预期后果。婚恋纠纷衍生的社会风险，同样需要依靠系统化防范机制，构建“发现—重视—调解—防范”一体化处置链条，实现源头治理。婚恋纠纷爆发之后，财产分割、未成年子女抚养是两大核心争议焦点，也是风险滋生高发点。如若处置不当，家庭内部矛盾会向外扩散演化，因此研究婚恋纠纷社会风险的防范化解，对于平安社会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婚恋纠纷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婚姻深刻影响社会性别观念、家庭伦理与家庭教育模式，开展婚恋纠纷相关研究，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网络信息时代，部分网络话题刻意放大性别对立，将大男子主义、独身主义进行极端化渲染，收获大量流量传播；部分影视剧、短视频塑造脱离现实的婚恋叙事，向公众灌输畸形婚姻理念，造成大众婚恋预期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短视频、短剧为博取流量，大量渲染婆媳矛盾、家庭冲突，通过夸张剧情制造婚姻焦虑，潜移默化扭曲社会大众的婚恋认知，少数社会成员甚至模仿虚构剧情处理现实家庭关系，进一步激化现实矛盾。同时，家庭婚恋环境直接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家庭矛盾频发、婚姻破裂环境下，未成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错误婚恋观念借助新媒体大范围传播，不断放大社会婚恋焦虑，催生更多婚恋矛盾。矫正社会层面扭曲的婚姻认知，引导社会大众理性看待婚姻与家庭关系，是化解源头社会风险、减少婚恋矛盾发生的现实需要。

二、婚恋纠纷的基本性质

（一）纠纷主体具有特定性

婚恋纠纷大多发生在具备亲属、婚姻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夫妻是纠纷核心主体，但纠纷往往向上牵扯长辈、向下波及未成年子女，受血缘纽带影响，多方家庭成员会深度卷入矛盾。受传统“家事不可外扬”观念影响，婚恋纠纷大多局限于家庭内部。民事诉讼法规定离婚案件除特殊情形，当事人应当亲自出庭，正是源于婚恋纠纷主体身份特殊，具备强烈人身属性，无法完全交由代理人处置。

（二）纠纷内容高度复杂化

不同历史阶段，婚恋纠纷的矛盾焦点差异显著。古代社会婚姻依附封建伦理，女性缺少婚姻自主选择权；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推进，女性婚姻自主权得到确认，婚恋纠纷逐步显现；现代社会群众精神情感需求提升，纠纷内容更加多元。婚前财产认定、婚内共同财产分割、婚前协议效力、抚养权归属、抚养费数额、探望权行使，都成为离婚案件的核心争议。上述事实的调查核实，消耗大量司法资源，增加案件办理难度。

（三）法律规范与道德伦理深度交织

婚恋关系与人的情感、人性紧密相连，道德与法律的边界经常模糊。例如精神层面的出轨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却违背公序良俗，这类行为隐蔽性强，很难依靠法律条文直接规制。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不能将全部道德问题全部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婚恋领域治理应当兼顾法律约束与道德教化，依靠法律规范外在行为，依靠伦理道德约束内心，二者各司其职，不能简单将道德层面的是非全部交由法律评判。

三、婚恋关系诱发社会风险的主要因素

（一）婚恋变化冲击社会人口结构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青年群体面临巨大工作、生活压力，高昂彩礼、购房、婚嫁、育儿成本大幅抬高婚姻的现实门槛。部分地区传统婚嫁习俗异化，彩礼演变为敛财工具，甚至滋生骗婚现象。当代青年更加注重个人生活质量，不少人主动选择不婚晚婚，直接带来生育率下滑。结婚率下降、生育率走低叠加人口老龄化，深刻改变社会人口结构。社会养老负担持续加重，劳动力供给受到约束，长远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连锁反应，会逐步转化为社会性压力，成为社会治理需要应对的现实难题。

（二）婚恋热点议题扰动社会公共秩序

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群众在婚恋当中愈加重视财产权益保护，婚前财产、彩礼嫁妆、婚内财产划分成为大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自媒体时代，婚恋纠纷极易发酵为网络公共热点。部分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放大婚恋矛盾，炮制激化性别对立的内容，编造虚假婚恋故事收割热度。以“胖猫”事件为例，悲剧发生之后，部分自媒体歪曲事实，煽动网络暴力，无端网暴案件当事人。谣言与片面解读误导广大网民，不仅伤害个体，还破坏社会互信，污染网络环境。婚恋话题经过流量加工之后，线上的对立情绪传导到现实社会，侵蚀正常社会秩序。

（三）婚恋纠纷推高刑事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隐患

婚恋关系破裂后，如果当事人情绪无法疏导，积怨激化，容易引发“民转刑”恶性案件。感情破裂的双方陷入怨恨，冲动之下实施伤害行为，既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也造成自身人生悲剧。婚姻破裂同样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风险。离婚之后，部分未成年人交由祖辈隔代抚养，祖辈容易过度溺爱，不利于孩子三观养成；部分单亲家庭的孩子长期缺失父爱或者母爱，产生自卑、不信任他人、社交恐惧等心理问题。原生家庭破碎，如果缺少外部干预疏导，心理创伤不断累积，会提升未成年人出现偏差行为乃至犯罪的风险。依据心理学相关研究，父爱母爱缺失，会造成孩子依恋关系失衡、安全感不足，难以处理人际关系，原生家庭创伤是未成年人走上歧途不可忽视的诱因。

四、婚恋纠纷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现实困境

（一）社会公众对婚姻法律制度存在认知偏差

部分群众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不足，面对网络信息缺少辨别能力，容易被网络舆论误导。以离婚冷静期制度为例，制度设立初衷是减少冲动离婚，实践数据也证明该制度有效降低草率离婚的比例。但是经过网络恶意解读炒作，不少群众错误认为离婚冷静期是变相限制离婚，甚至认为会让家暴受害者难以摆脱不幸婚姻，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加剧社会对婚姻制度的抵触情绪，放大社会风险。同时很多当事人维权意识觉醒，但证据意识薄弱。提起离婚诉讼时，仅凭口头陈述主张事实，不主动提交对应证据。当判决结果不符合自身预期时，无法理解裁判逻辑，反复向司法人员质疑，极大降低司法工作效率。

（二）婚姻家庭关系迭代变化，法律治理存在局限

当代婚恋纠纷当中，家庭暴力、婚内出轨、分居离家出走属于高频纠纷事由，但上述事实普遍存在取证难问题。双方积怨深重，还会出现夸大、虚构案件事实的情况。现行法律对于家庭暴力认定标准相对模糊，司法实践当中事实认定难度较大。法律本身存在固有的滞后性，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家庭矛盾，立法更新很难完全跟上现实变化。身处矛盾之中的当事人容易滋生以暴制暴的想法，给风险防范工作带来不确定性，当事人的人身安全隐患难以完全消除。

五、婚恋纠纷衍生社会风险的防范化解路径

（一）落实诉后回访机制，筑牢风险预警防线

离婚案件办结不等于矛盾彻底化解，必须完善诉后回访工作。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办案人员回访当事人，排查家庭冲突是否持续，防止矛盾反复；判决离婚的案件，跟进探望权履行、双方心理状态，重点排查当事人报复、伤害他人的心理倾向，最大限度防范“民转刑”“刑转命” 恶性事件。办案人员做好心理疏导，化解当事人对司法机关的不满，提升司法公信力。

搭建离婚案件专门登记回访平台，推动平安办、综治机构多方联动，破除部门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一旦发现当事人存在暴力倾向、未成年人心理受损等情形，及时移交相关部门介入，开展入户走访、心理干预，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壮大社会工作者队伍，发挥社工心理疏导、矛盾调处专业能力，实现风险事后精准干预，节约司法资源。

（二）强化普法释法，及时介入引导网络舆论

算法推荐会不断强化群体固有认知，片面信息持续推送，加剧社会群体观念对立。婚恋热点舆情一旦失控，既伤害普通公民，也冲击政府公信力，极端情况下诱发反社会行为。面对婚恋相关网络热点，主管部门应当第一时间公开事实真相，正面回应社会疑问，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热点事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常态化开展全民普法工作，借助新媒体创新普法形式，让婚姻家庭法律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消解社会大众对于婚姻法律制度的误解，厘清法律与道德的边界，引导群众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减少滥诉，从思想层面降低婚恋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健全多元调解机制，凝聚纠纷化解合力

传统调审合一模式存在局限，应当推动调审适度分离，吸纳社会力量构建婚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引入妇联、村居委会、心理咨询师、法律从业者共同参与调解，多视角剖析矛盾根源，对婚恋关系开展修复或者体面终止，在诉讼之前化解冲突，降低矛盾反弹概率。

搭建线上婚恋纠纷调解服务平台，吸纳持证法律、心理专业人员入驻，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分析、心理疏导、纠纷调处一体化服务，严格保护当事人隐私。基层妇联、村居委会发挥基层治理优势，配备法律专业人员，向群众告知合法维权渠道。调解阶段完整记录双方争议焦点，经当事人确认归档，移交审判环节作为参考，减少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二次冲突，提升审判质效。

结语

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婚姻如同维系社会稳定的黏合剂，婚恋纠纷的蔓延会直接威胁家庭与社会的安定。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对婚恋这类家事纠纷的风险防范、平台建设、处置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开展婚恋纠纷风险治理，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搭建完善婚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婚恋风险贯穿婚恋全过程，结婚、婚姻存续、离婚各个阶段均会滋生不同社会矛盾，是社会转型期多种矛盾交织的集中体现。现实当中的婚恋纠纷远比理论研究更加复杂，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履职，把握司法尺度，打通公力救济最后一道防线，协同社会各类主体，化解家庭内部矛盾，防范家庭矛盾向外演变为重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