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我国地名起源很早，可以说有了文字便有了地名。先秦典籍《山海经》就出现了“山名”“川名”之类的名词。“地名”一词最早见于汉初的《周礼》，《周礼·夏官》记载：

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大意是，原师（管理原野的官）掌管四方的地形之名，辨别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辨别其中可以划分出来建造居邑的地方。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提出了“取实予名”。他认为，“名”要依据“实”来确定，“名”必须与“实”相符。南宋学者王观国在《学林》中吸取了古代命名思想，总结出古代州县地名命名的四大原则：

或由山名，或因水名，或因事迹而名之，非此三者而以意创立，则必取美名。

由此可知，地名的命名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的思维共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地名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指出地名有文化、有历史，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对地名工作要重视，地名是有影响的，不能随便改、随便动，要体现地方特点。

2023 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运视察时指出：运城市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地名文化符号。

处于黄河中游、有“古中国”之称的运城作为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民族产生和形成过程中具有创世的地位，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特有元素在地名上都有所反映。因而地名不仅是地土的符号以及地土之间辨识 的标记，而且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记忆，甚至是民族的基因，因而是文化—— 地名文化。地名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它的载体是形象可感的地名故事。

在审读《运城地名故事》书稿时，我正在读两本书，其一是《中国书法大全》，书中有王献之的《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即与书稿里的夏县瑶峰镇全村地名故事有关系。全村之“全”，从读音上与“爨”字之晋南口音寻常变音是一致的，且言及全村是爨姓之始源。《爨宝子碑》( 全称《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 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今在云南曲靖第一中学碑亭内，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质朴凝重且灵动有趣。《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雄浑古朴，隶意甚浓，碑原先在云南陆凉州蔡家堡君墓前，现存于云南陆良县贞元堡小学内，此碑对后世影响极深。其二是李学标新出的小说《爨地风云》，本书主要以古代南中（现云南）诸大姓为背景，叙写爨氏家族的盛衰兴亡，以及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展示了那个时代群雄逐鹿、风云际会的壮怀激烈。作者李学标一直在整理收集爨氏遗迹和爨氏古迹的相关资料。《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两件书法瑰宝以及小说《爨地风云》都与“爨”字相联系，即产生了无限遐想与无尽自豪，这一份遐想和自豪源自运城这一古中国所在地文化蕴藏深厚的骄傲。书稿中“天下无二爨，爨村寻根祖”的表述与《爨地风云》作者一直在寻根问祖就形成了当然的联系，此书一出，当赠予学标同志。

在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也曾有过因运城地名而自豪的美好记忆。有一次，河南省新乡市慈善总会来运交流学习，座谈中，获嘉县慈善人士说新乡市获嘉县名称来历与闻喜县渊源颇深。历史事实正是如此，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年），汉武帝刘彻东巡，途经左邑桐乡，闻南越破而喜，改桐乡为闻喜。前 112年，南越国相吕嘉叛乱，武帝调遣汉将讨伐吕嘉，次年，武帝东巡到汲县的新中乡，恰逢路博德平息叛乱并派人送来了叛相吕嘉的首级，武帝大悦，故取擒获吕嘉之意，遂于新中乡置县建城，取名“获嘉”，是为获嘉县。闻喜、获嘉作为相距千里的两个地名都与汉武帝听闻喜悦的消息后而有感命名，二者何其相似！其中的历史故事现在感知都觉厚重，会给人们良好的文化滋养。

为了发挥地名“存史、资鉴、治世、育人”的功能，编辑地名故事一书很有必要。将我市具有丰富人文元素的地名故事编辑成书，既可为研究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地名资料，也可为普通读者提供可读性较强的运城地名文化读本，激发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怀。

恰逢 2023 年 7月，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它像及时雨一样，加快了《运城地名故事》的编写工作。按照《通知》“讲好群众身边的地名故事”“组织专业力量采编乡村地名故事”的要求，《运城地名故事》的编写提上了日程。经过近半年的文稿征集，精心编纂，现已成书，呈现给广大读者，也热忱希望大家阅读此书后，提出宝贵意见，将那些与我市地名文化有关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汇集起来，形成一道蔚为壮观、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风景。

杨建庭

2024 年 7月 29 日